乌斯特雷姆

《乌斯特雷姆》也被各地翻译成“世界之间”、“失业风暴”等等。因为感触不一样，所以名字各异。一个作家为了反应失业人员就业的疾苦，隐瞒身份去找工作。她初始根本无法忍受不公和羞辱，之后再真正感受了尘埃的生存艰辛。期间和那些清洁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当这些同事知道她的作家为了写作而来，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而当她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后，原来很愤怒的同事也惦着她也期望她们的友情是真实的，转而邀请她回到她们的打工团队……可是这个可能嘛？这是两个世界啊……人性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定义优劣的，角度、经历、生存习惯等等的不一样，不能草率了界定友谊、人性。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轻易判断任何事物，我们以为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那些大是大非还是不用纠结的）

这个电影令我想起了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望乡》！栗原小卷演的记者假说自己到这个乡村采风，其实是为了报道战后日本大批妇女去南洋做妓女救国救家的故事。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娟代的表演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看，找一下感觉。据说，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故事的开始，女二就急匆匆的闯进了某机构。

办事人员很有礼貌的说了一句——第一，要先问好，第二，请别插队。

潜台词大概就是，你礼貌不？

说实话，个人也很反对粗暴的插队。

但莫名其妙，对办事人员的“礼貌”，也感觉不太舒服。

接下来的另一位办事员，更加有礼貌。

没预约，你来什么来啊。

这相当官方的说法，让人无言以对。

或者，在办事员的眼里，懂礼貌，排队，预约，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难道这都不懂？

是啊，这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耐心看完（不，你大概只要坚持半小时），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懂礼貌”，“乱插队”，“不预约”。

女二的遭遇，其实大概都发生在每一个弱势群体的身上。

你说要交材料，好，没问题，我交。

可是一转眼你说交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保留个证据，委屈不委屈？

你说要排队，好没问题。你们朝九晚五，自然可以保持绅士风度，我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上厕所都是急匆匆，哪里来的时间？

你们周末上班不？

你说要预约，好，没问题，我们不约。

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说等预约，预约完了，房子都烧没了，还有意义？

女二就是这么个粗俗又不讲道理的人。

这一切都落在女主的眼里。

但女主也没打算做什么，她也正自身难保。

看女主的简历，相当的不错，当年的法学院高材生，如今再就业，遭遇到的尴尬，真的是尴了个尬。

这位典型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儿，想成为白领是不太可能了，保洁行业了解一下，而且，即便是你愿意，也要看人家要不要用你。

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办事员，说得比较直白。

工资啥的就别谈了，996什么的也别计较了，007可是必须的。

女主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来到了人才市场。

如果说，办事员的说法还是比较温婉的话，到了人才市场，这才是刺刀见红的开始。

工作不仅要做好，还得准时。

马儿既得跑，还得不吃草。

女主的第一份工，就在甲方爸爸和老板的无理取闹下，无疾而终。

其实女主很委屈，早前我大小也是个白领，要不是老公找了小三，何至于沦落至此。

可是，现实容不得你卖惨。

可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女主的气质，完全和她编造的故事不搭。

真相很快就败露了。

得知女主真实身份的，是开始的办事员。

之后女主结交的一些朋友里头，没有一个能发现真相，奇不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吧。

办事员属于“有闲”阶级，看书或许也是一种标配，知名作家，多少也得知道几个。

而女主的“朋友们”，每天被生活压榨得渣都不剩，没有时间，没有心情，阅读，对他们而言，是个遥不可及的事儿。

女主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来自人才市场。

这哥们有点意思，买了一辆车，因为一些相关费用问题，被拖走了，想赎回车，把费用交上来啊。

女主觉得很纳闷，有了车，工作起来也方便很多啊。

况且费用又不是很多，实在不行，找朋友借一下也行。

若是有有钱的朋友，可以啊。

这……，活生生的不想话题继续是不？

女一和女二，虽然在开场就有了交集，但结识还是保洁培训的过程中。

等到两人成为朋友，还要在很久以后。

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半，那些抱怨996的，可以收声了。

而且，女二没有车，每天通勤时间一小时，那个时候还没公交车，咋办？走路。

此时的女一，已经搞了一辆车，可以顺便载女二上下班，一路上，走路上班的，不在少数。

而且，这些“不在少数”，在凌晨五点半，就得遭受盘剥。

这是一个女一在“体验生活”时，绝对没有想到的境况。

女主的第二份工，是在轮渡上保洁。

部门主管直言不讳，这里“和地狱一样”，一分半钟，必须搞定一个床铺的清洁、换床单、叠被等工作。

或许，你可以在一分半内搞定一个，但230个，你能保证全程不停歇的搞定？

相比之下，女主更愿意打扫厕所，哪怕是厕所里头更加乌烟瘴气。

不过，即便是这样，女主只是“新来的”，想选择打扫厕所的自由也没有。

如此繁重的工作，女主还有心情，回家的路上到海边放个风，游个泳。

作为一个作家的浪漫，这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工作怎样，对她而言，不过是一种采风，现在的艰苦，都是将来的话题，新书的销量。

而在生活中慢慢习惯的女二，一脸的懵逼。

在俩人的交往中，女一发现女二背地里翻她的包包。

为什么？

女一开始纠结，出于作家的浪漫情怀，女一构建了无数的版本。

但，没有一个版本和事实搭边。

整个故事，如作家所说，她知道了弱势群体的糟糕现状，所以想亲自体会一下。

在她的“实地采风”的过程中，发现的是“令她无法想象”的真相。

这个群体，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身份，还是从种族，都无法划出一个明显的界限。

每一个人，都在被“失业”压榨。

其实，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全职》中也有体现。

然而，《全职》给了女主一个温柔的善意。

而本故事是结结实实的冰凉。

女主在没能及时下船时，选择躲进头等舱逍遥，对她而言，不是什么压力，即便被发现，貌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陪她一起疯的女二和小姑娘，如果被发现，大概就没这么好运。

三个人相约以后每年的这天，都要如此折腾一番，到最后，大概也只是一个笑话。

女主完成了她的书，她感谢很多人，她戴着女二送她的生日礼物。

然而，又有什么改变呢？

她的书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共鸣，能引发一些思考，但生活还是如此继续。

女二想着和女主再打扫一次卫生，这“没有意义”。

她们注定是女主“突发奇想”的一时灵感罢了。

后台回复“913”，看完就舒服了。

前段时间，一位叫做王柳云的清洁女工火了。

来自湖南农村的她，在北京打工。因为喜欢在工作的女厕所里画油画，她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但是让王柳云觉得别扭的是，这些媒体，要不就是带着俯视的眼光给她贴标签。例如，尽管她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依然被很多媒体称为“老农妇”。

要不就是用同情的目光，怜悯她的境遇。这些都让王柳云觉得不舒服。

王柳云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清洁工人”这个群体的讨论。他们是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群，但在大众媒体上，又仿佛隐身一般，很少被公众看见。

这是为什么呢？最近，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就将镜头对准了这个群体——

这部电影由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

在片中，许多人心中的女神比诺什放下身段，亲手体验清洁女工的生活，洗厕所、擦马桶，还有一幕全裸出境。

很多评论都说，没想到导演敢这么“糟蹋”女神。

但比诺什这么演，也是必须。

因为在片中，她饰演法国女作家玛利安，为了感受经济萧条下底层工作者的不稳定感，化身为清洁女工，体验生活。

为了找到清洁工的工作，玛利安伪造了自己的遭遇。

她谎称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做家庭主妇，被老公抛弃后，才不得不来当清洁工。电影一开场，我们就见证了清洁工人的就业环境。

就业中心的人告诉她，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和雇主说：自己随时都能工作，包括周日，可以接受法定最低薪资。

因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你不做，有的是人愿意做。

但清洁工的工作，显然比玛利安预想的还要辛苦一万倍。

第一天工作，她就要负责清扫公共厕所。

平时在家从来不做家务的她，必须戴着橡胶手套，用海绵布擦洗充满污渍的马桶。

一天忙活下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还得接受雇主的挑剔：这里有水渍，那里没擦干净，速度还不够快……

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的玛利安，一个没忍住，就顶嘴反驳回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天上班，她就被老板骂又蠢又懒，给辞退了。

但让玛利安感到欣慰的是，在底层劳动者中，大家都非常热情地互相帮助。

听说她失业了，有人替她找工作；听说她没有通勤车，有人替她借车子。

很快玛利安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为她介绍了一份在游轮上的工作。

作为报答，玛利安每天载她上下班，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这份游轮清洁工作，被克里斯丁称为“地狱”。

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

平均每4分钟，他们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

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

这样十几个小时地工作下来，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

从天黑干到东方将白，常常是下班后累到手都抬不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一片大海，玛利安兴奋地脱掉衣服，下海游泳。

克里斯丁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上下班路过这片海，可我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欣赏。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玛利安和真正的清洁工人之间的差距。

对玛利安来说，体验清洁工的生活是主动的选择。她本可以不这么累，但为了积累写作素材，她主动为之。

所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还有心情可以下海游泳。

因为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有一个头的，只要积累的素材够了，她马上可以辞职不干。

但对克里斯丁来说，这份活，却是她不得不做，并且望不到尽头的。

为了支付房租、三个孩子的学费，她即使再累，也没有任何选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她只想尽快回到家中，躺上几个小时，再接着出门工作。

正如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玛利安是作家之后所说：你受不了时可以不干，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来这的人可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不是吗？

但我们也必须说，玛利安不只是把这次经历当作猎奇。

她的出发点，是体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写书反映出他们的困境，希望引起重视，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那道阶层之间深深的鸿沟，仍然是横亘在她和其他清洁女工之间。有一次，玛利安无意间发现克里斯丁在翻她的钱包。

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克里斯丁是不是在偷她的钱？

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原来，克里斯丁不过是在看她的身份证件，想要为她准备生日惊喜。

尽管自己很穷，克里斯丁还为玛利安买了一条四叶草幸运项链。

知道真相后，玛利安感动不已，发誓到死都要戴着它。

这里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和清洁女工们已经打成一片的玛利安，在遇到那种情况时，第一反应也仍然是怀疑。

这不是玛利安有意看低朋友，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反应，才更能说明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难以弥合。

而这样的鸿沟，在克里斯丁意外发现玛利安是作家之后，就再也无法愈合了。

克里斯丁斥责玛利安，羞辱了她，也羞辱了信赖她的大家。

因为在她看来，玛利安只是把他们的生活，当成了一道景观。

她接近他们，不过是为了把他们的生活，当成猎奇的对象，展现给那些工作之余，仍有闲暇看看书的有钱有闲阶层，来展示自己的同情、博爱，获得一些道德上的安慰。

但对于克里斯丁和那些清洁工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吗？

或许一时之间，他们会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成为热门话题。

但热闹之后呢？他们仍然必须在这没有太多选择的人生中，咬牙坚持下去。

在电影最后，玛利安的书还是发表了，并大获成功。

她也获得了她欺骗过的绝大多数清洁工人们的谅解，但她当初最要好的朋友克里斯丁，仍然不能释怀。

最后，克里斯丁把玛利安请到两人当初一起工作的码头，邀请她再次换上工作服，和他们一起上船打扫一次卫生。

虽然玛利安仍然戴着克里斯丁送的那条项链，但她仍然强忍着眼泪，拒绝了这次邀请。

正如玛利安所说，这没有意义。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愿意再次和克里斯丁一起打扫卫生，他们的友情，也仍然是建立在伪装的基础之上。

下了船，她还是会做回一个作家，享受着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

而克里斯丁，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工作环境里。

也许，还会像那些年老的清洁工一样，为了最低工资，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终于变得肥胖、臃肿、迟钝，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

玛利安的书写，好像让大众注意到了清洁工人的处境，却又好像无法根本改变那些具体的人遇到的具体的问题。

正如我们现实中，很多媒体对王柳云的报道一样。

或许，当人们带着好奇、同情的目光来围观她时，她的生活会收获一些热闹，曝光带来的名气，也能帮她多卖一些画。

但当热闹散去，她依然需要在那小小的女厕所里画画。

未来，她也依然没有太多职业选择的机会。这也正是《乌斯特雷姆》（另一个译名《两个世界之间》或许更为合适）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

它带有批判性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却同时也十分谦卑、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至上而下的目光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在每个人生阶段遇到的没个人好像都能讲出一套他们自己的处世之道，遇见一个个人好像穿破一层层的泡泡，虽然说到底，那泡沫是什么呢，也不过是那个特定时刻的自己对他人的瞬时滤镜。

所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其实好难界定。

作家身份是真吗？ 那这场实验性的伪装究竟真纯粹是社会调研，还是处在浮华光鲜的“知识分子“圈层想要感受血肉真实的自己的一场冒险？

去一个可以隐姓埋名从头开始的北方小镇，遇到的伸出援手和橄榄枝的人是真吗？ 那些困境是一时的伪装吗？又或者其实作为主动掉转身份的她，也就是那一刻的真实了，它们是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切片，去掉背景和个人历史，每个当下的困境，和困境里给予温暖的人都真实的无可非议。

那么这样交错的友情是真吗？ 不知其真实身份的工友们，感情被欺骗了吗？ 虽然女主最后决断的作出了看似冷酷的选择，但也并不与友情的真切相冲突啊。 在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买醉，这其中的珍贵，难到只建立在同有一种社会地位和困境的前提下吗？

可能越认真去看一个当下，那个当下就越显得简单，那么所谓的真情实感，又或者所谓的谎言和伪装，就不至于需要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来证明了。

比诺什的演技真好，场景里的每个角色设定也都饱含真切和温情，本片的大角度还是很打动人啊！

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人？

一个阶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阶层？

电影《乌斯特雷姆》通过一个作家的尝试做了回答。

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想要写有关失业者的书，为了体验不稳定生活的不安感，她伪装成被丈夫抛弃、二十多年没有工作过的失业者，谋得一份清洁工工作，开始体验底层生活。

高压，底薪，快节奏，机械劳动，日复一日，所谓底层生活，身体的疲乏只是一方面，更沉重的是对未来不抱希望。

作家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被帮她找工作的工作人员发现，并提出质疑。

为了写作，可以伪装？为了体验生活，可以占用别人求之不得的珍贵工作机会？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看到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同情、可怜、感动，对被观察的人有什么实际帮助？

被看见比需要被看见的人更重要吗？

作家每天和其他人一样，深夜被拉到游轮上，换被褥，收房间，擦马桶，拖地板，她很快适应了工作，也在工作间隙的聊天中逐渐与大家打成一片，并交到了两个好朋友。

朋友邀请她走进她的家庭，和她一起庆祝生日，生活的交融让她们不只是朋友，甚至像患难与共的家人。作家说“借”了辆车方便上下班，两人共同使用，朋友还会和作家平摊油钱，生活不易，必须“锱铢必较”。这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朋友在匆忙地精细地计算着需要付的钱，精确到小数点，作家一直看着朋友，眼神里有一些茫然，不理解、不必要或者不知道该不该拒绝。对于作家，这是一笔小小的可以忽略的支出，对于朋友这是血汗、是重压下苦苦经营的生活。

这里是电影的遗憾之处。电影对底层的生活和工作的展示比较简略，一些清洁卫生的场景，几句酒酣耳热后的闲聊，信息量比较低，生活的重负感没有很绵实地传达出来，甚至有一种其实作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底层生活的感觉。

知名作家隐瞒身份深入底层社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对贫富差距、社会保障、阶级矛盾等等社会议题的思考和批判，电影对此没有过多染指，甚至无意深入，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隐约简化为对不同阶层女性友谊的探讨。

一次意外，作家和清洁工朋友偶然留在游轮上，苦中作乐，她们度过了欢快的夜晚。作家在船上偶遇旧友，身份被揭露，朋友大发雷霆。朋友生气不是因为她不穷装穷，是因为她一直在欺骗，她讲的一切都是谎言。

一切戛然而止。

作家的作品终究写了出来，她在发布会感谢曾经遇到的人，大部分之前被她蒙在鼓里的人都带着恍然大悟的感觉参加了发布会，平静地略带惊喜地接受了事实，送上了祝福。

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没有来。

电影的结尾很出色。

清洁工朋友给了作家一个和好的机会——她们邀请她重新换上工服、拿起拖把，上船工作一晚，证明我们还是曾经的我们。

作家摇摇头拒绝了，表情苦涩而痛苦，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非常动人，她艰难而坚定地拒绝了她们的提议，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们了，假装没有意义。

跨越阶层的友谊没能存活下来。一边隐忍度日但维持着自己的尊严，一边在远远观望后希图保持虚假基础上的真情。她们曾经真实过，当她们喝完香槟躺在游轮的床上，相约明年此时再欢度。她们现在依然真实，不迁就，不妥协，跟随自己的内心，山盟海誓抵不过一时一世。

清洁工朋友们坐上班车，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作家目送着车子远去，接受了无可奈何。

车上的人面无表情，继续着似曾相识。

电影里有两次离开，上一次离开是电影最动人的一幕。

清洁工团队里一个高个子身材好容貌好的女孩，找到了另一个工作，即将离开这里，大家都为她感到开心，即使只是好了一点点。欢送会寒酸但情真意切，大家畅所欲言后，坐班车离开，高个儿女孩不再同乘，她一个人在路中央翩翩起舞，送别朋友，送别曾经的生活，镜头跟着班车渐行渐远，女孩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才会懂得星光的珍贵。这个长镜头是电影对她们最温情的凝视和祝福。

看见和祝福，远远不够，但作家和电影能做的仅此而已。

一个知名作家，大概属于比较上流阶层吧。想要写出关于失业和贫穷的认真作品，亲身体验底层阶级的清洁工的工作和生活。不是一天两天。至少是一小段时间。全程的深入。

闺蜜1号。单身带着三个孩子。自卑和自我不配得感，使她无法继续与作家的友谊。为什么非要作家在新书发布以后，在一起亲历一次清洁工的工作呢。她非要作家立下投名状。然而社会是现实的，作家是理智的，这没有意义。

还是班长和其他工友的态度积极，尽管感情或许没有那么深。期待作品能得到更大的关注，其他人阅读作品之后，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清洁工的工作。

其实闺蜜1号和闺蜜2号，完全也可以往积极的方面想啊。还佩戴着幸运草项链，总不至于是装出来的吧。或许以此为投名状更佳。或许阶层不同，生活圈交集没那么大，共同话题偏少。但至少友谊是真切的呀。也许偶尔有朋友小聚，聚餐，聚饮，喝咖啡。也许其他什么时候的新书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分享会之类的也可以邀请啊。不一定能融入圈子，至少也开开眼界呀。再不济，就当中了乐透。约定好的每年4月4日，邮轮头等舱一游，三人好好叙旧游玩不是也很惬意吗。一年请假一天，好好玩一下也不错呀。

就这么选择友谊戛然而止，可惜了。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体验之旅。不喜欢用底层社会这个词，都是平凡人普通人一般人，都是在承压生活之下的劳碌奔波用力活着。法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不像移民、留学、卖房中介小视频里那样美好，普通人的生活在哪里都是不容易的，一样要计算着时薪才能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一样要三班连轴到没有公交车还不能迟到早退，一样要被老板骂着蠢货还要继续手头的工作，一样忙碌得只能散养孩子更遑论抚慰自己的精神世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保有善良、真诚和热忱对待朋友的美好心灵。上一次看现实题材的法国电影是《全职》，两部影片都是从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角度去展现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下就业困难和失业危机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不煽情，不回避，不美化，用真实的力量让观者感受现实的残酷和人的无力与无奈。法国电影人透过镜头表现普通人喜怒哀乐的现实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