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张骞27岁①。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

“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东起乌鞘岭

西至星星峡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

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在祁连山脉的北麓自然形成了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它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

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但幸运的是，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

公元前141年。西汉。公元前141年，作为汉帝国创始人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此时，汉帝国已经运行了64个年头。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铲除了异姓王。平定了刘姓诸王叛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

但是军事和外交的羸弱却让这个国家被北方的匈奴王朝袭扰和压制了几十年。

年轻的刘彻自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

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西南方向是犹如天然屏障般的青藏高原；向北和向西都是强大的匈奴势力。匈奴，始终是东亚大陆诸国的噩梦。

他们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部落，成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可怕力量。

这是一个由众多游牧民族逐渐演变、融合而成的部族，发祥地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

从先秦时代开始，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无所顾忌地劫掠安定富庶的农耕国家。

秦末汉初之时，趁着中原形势混乱之际，匈奴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驱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匈奴王朝勾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

这个王朝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俯瞰着东亚腹地。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为了休养生息，刘邦只能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每年还要源源不断地送给匈奴大批生活物资。

但是，匈奴带给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无奈的屈辱已经延续了五代皇帝，年轻的刘彻决心改变这一切。

就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不久，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

通过对这名军官的审讯，刘彻得到这样一条情报：

当时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被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所控制，其中比较大的是月氏和乌孙部落。月氏部落赶走了乌孙人，而匈奴单于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杀死了月氏的领袖，甚至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

新的月氏王渴望报匈奴的杀父之仇，但力不从心。

于是，月氏人只好向西迁徙。

刘彻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假如能联合西域的月氏，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

遗憾的是，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

但他们知道，向西渡过黄河之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

一个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威胁的战略构想被提上汉帝国的日程表：

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穿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寻找月氏部落，说服他们和汉帝国东西夹击，赶走匈奴。

但是，作为此时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王朝右贤王部的浑邪王与休屠王手中，而且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也无人知晓。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出使的人还没有走到西域，就会被匈奴人杀掉。

但还是有勇敢者站了出来，他就是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之后被推举出来的孝廉，并且刚刚成为帝国宫廷中的侍从官，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

张骞觉得出使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不仅亲自为张骞挑选了勇士随行，还让一个归顺的匈奴人堂邑父给张骞做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汉武帝有气量，没把握。

这里是祁连山脉中段一条长约28公里，贯通南北的大峡谷——扁都口。

今天，扁都口仍然是由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两侧山势陡峭，奇峰耸立，发源于祁连山脉黑河水系的大大小小20多条河流，沿峡谷蜿蜒而下。远近的牧民在此放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两千年前，张骞和他的使团渡过黄河后，就是由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当张骞使团走出了扁都口的葱郁山林，来到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之中时，他们距离帝都长安已经1000公里了。

对于长期生活在富庶汉中平原上的张骞和他的使团来说，尽管对于穿越这条通道的艰苦与险恶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日渐深入河西走廊，他们还是感到了自然环境的压力——

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走上很远才能看见一片绿洲和稀疏的人烟……然后又是荒漠，戈壁，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

要找到月氏部落，就只能冒险穿过匈奴人严密控制的这条通道。

而强大的匈奴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若是不幸撞到匈奴士兵，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平静的午后，在炎热的戈壁滩上，伴随着呼啸声，剽悍的匈奴骑兵冲到了眼前。

没有任何悬念，张骞和他的使团被俘虏了。

在被押解的漫漫路途中，他们惊恐交加，饥渴难耐，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

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去见当时的匈奴王——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使团打算前往月氏部落之后，阴沉着脸对张骞说：

要是我们穿过你们国家去南方的越国，你们会同意吗？

张骞自知理亏，无话可说。

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结局必定凶多吉少。

公元前135年五月。权倾一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

这一年，刘彻22岁。

张骞出使西域已经3年了，没有任何音讯。此时，张骞仍被困在匈奴营地。

三年前，当他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准备。

但匈奴人并没有杀掉这些俘虏。他们希望能从张骞口中套取更多关于汉朝的情报，并试图说服他和他的使团为匈奴效力。

张骞拒绝了。他的不合作与不妥协导致他长时间失去自由，被匈奴士兵软禁。

但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与军队备战的机会。

在匈奴人的营地，张骞发现，这个民族有着不那么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却具备在当时来看更先进、更具攻击力的军事装备与战术，特别是他们的骑兵。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

匈奴骑兵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来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轻便也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战斗中既机动灵活，又有更强的攻击性。

貌似归顺的张骞让匈奴人感到自己的策略是奏效的，于是他们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戒备与管制。

这也或许是因为张骞的性格和为人。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

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放弃对这个来自中原王朝官员情感瓦解的努力，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间在缓缓流逝。

被长时间滞留在匈奴人军帐中的张骞对于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在匈奴人眼里，祁连山是神圣的，匈奴语中的“祁连”就是“天”的意思。

这片神圣的土地曾是月氏人的家园。

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河西走廊丰美的水草，培育出优良的战马。拥有了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和速度，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从公元前201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就不断领兵南下。

不堪袭扰的月氏人被迫西迁。

从此，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成了匈奴人的天然牧场。

他们由此握住了一把直插汉帝国西部边境的利剑。

汉武帝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时常梦到西域，梦到匈奴，血腥的厮杀，枪刺与马蹄，他试图冲破重围，但毫无希望。

此时已经是公元前133年春，张骞出使西域的第5年。

汉武帝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待张骞使团的消息。他召集群臣，就如何应对匈奴的战略进行廷议。

5年来，汉武帝锐意改革，大力削藩，巩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在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

汉武帝刘彻决心已定，即或是张骞杳无音讯，或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要开始对匈奴的反击。

这次廷议中，汉帝国的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停止执行先帝们奉行的防御战略，反击匈奴。

汉武帝刘彻计划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在马邑围剿前来迎亲的匈奴部队。

虽然这次被称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中止，但汉帝国自此揭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刘彻，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将把汉帝国快速带入一个开疆拓土，威仪天下的崭新时代。 一幕围绕争夺河西走廊的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的大戏逐渐走向高潮。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张骞和堂邑父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此时，月氏人早已在匈奴的数次打击下，分裂成两支一大部分月氏人选择西迁，他们背井离乡，途经大宛，迁居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他们被称作大月氏。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被称作小月氏。

当张骞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折向西南方向，继续寻找大月氏。他们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张骞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当大月氏王见到这个来自遥远中原的汉人时，他格外地惊奇和钦佩，但对汉武帝联合攻击匈奴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告诉张骞：这里土地肥沃，大月氏部落已经逐渐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安居下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状态，已经无意东还。

张骞在大月氏滞留了一年多，再三邀请大月氏王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尽管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觉得不虚此行。

他途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数国，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

这里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草木、畜产都与中原不同，更有一种名为汗血宝马的优良马种，高大俊朗，绝非中原所见。

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沟通汉帝国与西域的咽喉要道，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就可以畅通无阻，汉帝国的视野也将更加开阔。

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骞决定尽快返回长安。

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决定改变路线，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遭到匈奴人的拦截。

他们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迂回北上返回长安。

意外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

张骞实在是时运不济，再次成为匈奴骑兵的俘虏。

这一次。张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令人惊奇的是，匈奴首领再一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汉人使者。

在匈奴人的营地里，张骞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妻子——那个善良的匈奴女身边。

公元前126年春②。

匈奴军臣单于病逝，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匈奴妻子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汇报。

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

张骞13年起伏跌宕的出使经历，对于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

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立刻引起汉武帝的强烈兴趣，并被史官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最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绝非妄言。

张骞的所见所闻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视野大开，他们的目光已经可以越过巍蛾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西域、中亚、南亚，一直到罗马帝国。

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振奋。

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但跟随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典籍中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染病故去。

在漫长而艰辛的出使西域途中，因为这个女人，张骞不再孤独——两千年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

这些宝贵的情报使得汉帝国与匈奴人的决战不再是一场盲目的复仇。

尽管距离分出胜负还为时尚早，但打通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必经通道，斩断匈奴右翼，并且让它永远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成为汉武帝的国家战略。

3年后。

公元前123年二月到四月。

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

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击漠北。

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③。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河西走廊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探路者。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

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

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的对决已愈演愈烈。

打通河西走廊，挺进更加广阔的世界正成为这个中原帝国越来越清晰的宏阔梦想。

勘误：

①张骞27岁——张骞的年龄史无记载，此是推论。

②公元前126年春——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冬天，不是春天。秦汉时代以十月为岁首，一年的季节是冬春夏秋，故公元前126年春发生的事在冬天之後。

③“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此误，博望是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六十里，汉代侯爵皆赐封邑，其号都是地名。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木棉道（来自豆瓣） 来源：//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585675/ 很多人只知道汉武帝刘彻。却不知汉宣帝。对外，汉武帝只能说是大伤匈奴。而汉宣帝，这个在中国史料上记载甚少低调的皇帝却正式的把西域并入中国汉朝的版图。而且正式的打败匈奴。让匈奴俯首称臣。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是汉宣帝时期，引用陈汤的名言：凡日月所照支持，皆为汉土。可见当时汉朝军事名族自豪感是到了极点。而汉宣帝也把屯田，养民做到了极致。是汉朝的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为什么这么低调呢。个人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宣帝其实是个外儒内法的实干家。他的很多策略不被儒家认同。所以后期在儒家占主导的中国评价这位皇帝并不是那么优秀。 不过现在汉宣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伟大的帝君。

一个月前，看了这部豆瓣高分纪录片，一直想来写写影评，然后一直拖延到了今天才来写。

抛开这部纪录片的画面、配乐、文案这些优点，我单独来讲讲我的几点感受。

1、历史人物也是人

《河西走廊》采用的是演绎纪录片的形式，让纪录片多了一丝人情味。很多时候，我们讲述历史往往会沉浸在宏大的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历史人物也是人，就像纪录片里面写到的张骞与匈奴妻子的故事，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但我相信这背后一定会有温情的陪伴，在他被匈奴俘虏的最艰难的岁月里，这位匈奴妻子一定给过他爱与温暖，所以最终他才会把这位匈奴妻子一起带回长安。

看多了历史故事，会发现许多人性的残忍，兄弟相争、父子相残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那些隐匿在史书背后的也有许多人性的光辉，毕竟大家都是人。

2、历史是有“无名者”推动的

《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这些名人故事外，还讲述了许多无名者的故事，比如驿站那一集中的“置啬夫”，置啬夫并不是人名，只是一个驿站小官的官名，还有敦煌一集中的“李工”，同样没留下名字，只是一个模糊的代称。但纪录片别出心裁地通过考古信息以及史书典籍努力去还原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追求。

这些人不比帝王将相，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但他们存在过，生活过，一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痕迹。时势造英雄，而推动时势的正是每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个体的力量。

最近了解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一种是英雄史观，一种是人民史观。儿时读历史，喜欢看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这几年，更喜欢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阶级秩序等等，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他们如何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3、许多事情，功在千秋，但利不在当代

就像《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里讲述的，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隋炀帝征讨吐谷浑毫无疑问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维持了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

但站在当时人的视角，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民不聊生，隋炀帝从甘肃张掖回来之后，隋朝就开始由盛转衰，走向灭亡。

许多事情虽然说功在千秋，但利真的不在当代，生在当时的人不见得愿意为了所谓的千秋万代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无解的。

前两天偶然看到微博上有网友盛赞《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称其品质之高堪比《舌尖上的中国》，尤其是音乐，制作方居然请来雅尼大师给它配曲，这手笔，实在太大气了！

出于对雅尼的喜爱，我立刻点开预告片欣赏，初心只是为了听音乐，没想到只看了短短几分钟就陷进去了，完全无法自拔，三天之内，十集全部看完。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地域风光推广片，也不是一部枯燥的历史记录片，它是一部用电影手法将历史人物、地缘政治、风土人情、国家经略融为一体的新型纪录片，片中有故事，有人物，更有恢弘的叙事，每一集都是一次知识爆炸般的享受，让人既期待又满足。

片子以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拉开帷幕，然后汉武帝，霍去病，鸠摩罗什，杨广，八思巴，忽必烈，林则徐等等重要历史人物逐个登场， 逐个闪耀，时间纵横两千年，从汉朝、魏晋十六国、隋唐、元、明、清，一直讲到现代，八个小时的长度，史料丰富，脉络清晰，文字优美，镜头生动，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金戈铁马，时空流转、商旅绵延，文化交融，潮起潮落的历史画卷，看得人心驰神往，无限澎湃。

这是一部不寻常的纪录片，它立意高远，视野辽阔，摄影手法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快速流动的白云，不断旋转的星空，形象诠释出沧海桑田、转身千年的寓意，镜头所到之处，不仅可以看到广袤的大漠，壮美的雪峰，肥沃的草原，奔跑的骏马，和谐相处的百姓，还让人深刻认识到汉民族独有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带给人满满的正能量，看完之后，我感觉有一股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在心中悄悄涌动。

当然，雅尼的音乐更是这部片子的一大亮点，它大气苍凉、激昂雄壮，优美动听得耳朵都要怀孕，这样的音乐再配以片中数不胜数的壮阔画面，还没看完全片，我的大漠梦，敦煌梦，酒泉梦（卫星发射中心，此片未提，估计不方便提），还有更远的楼兰梦，龟兹梦，乌孙梦等等，已经开始熊熊燃烧了。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

公元370年·东晋深秋

正在祁连山深谷中宁静思考的大学士郭瑀突然被外面的嘈杂声惊扰。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他成为许多执政者求贤若渴的邀请目标。

而这一次，前凉王张天锡派来的使者准备充分，这已经是最近第三批“请”他出山的人了。

郭瑀悄悄躲进洞中一个不易察觉的密室静观其变。

洞外，气势汹汹的军人和郭瑀的众弟子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逐渐升级。

这并非“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的寓言故事。

此时此刻，中原王朝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混乱与杀戮已经无法避免。

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马蹄山和山下的临松薤谷，重峦叠嶂，松涛起伏，

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下四季流水潺潺。

对于专心治学的人来说，马蹄山和临松薤谷是个可以潜心修行的地方。

大学士郭瑀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0年的时光。

从马蹄山上望下去，远处的群山郁郁葱葱，万般世相，尽收眼底。

但，在他视线之外，中原正在经历着血腥而混乱的剧痛。

公元220年，汉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在历经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还是崩溃了。

此后的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迅速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史称“永嘉之乱”。自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

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北方人口锐减。

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

那些身世显赫、家学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该去哪里生存？

他们被迫做出选择——

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河西走廊。

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直至今日仍保留着汉武帝在河西设郡时的名字——“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远处，祁连山的冰雪融化汇成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使戈壁深处出现大片湿地奇景，也为张掖留下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魏晋动乱之际，很多向河西走廊迁徙的世家大族选择在这里定居。

大约是在公元350年前后一位名叫郭瑀的敦煌少年第一次离开了故乡。他一路漫游，来到马蹄山下的张掖。

和家乡气候干燥的环境不同，张掖的葱翠让郭瑀感到心情舒畅。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此时的河西走廊，儒学之风盛行，他远道而来想要寻找的那位大学者郭荷，就隐居在这里。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

河西走廊就隶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州治设在武威郡的姑臧县。

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来到河西走廊之后他采取了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招收河西弟子五百人开办官学；同时，他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儒学昌盛，井井有条。

就在张轨到达河西的第十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

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秦中川，血没腕（读音：wan四声），唯有凉州倚柱观。”作为一块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抛下了所有家业的郭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河西走廊的。一路同行的，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郭荷，今天的甘肃秦安人，出身儒学世家，他的家族在东汉时期就以经学得名。

据《晋书·本传》记载，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

当郭荷带领众弟子穿过武威，来到张掖郡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时，他们停了下来。

千里风尘，艰辛辗转，望见这里的青山翠谷，郭荷感到内心宁静，这正是他心中所期望的安居之地。

和郭荷一样，那些西迁的家族在这里扎下根脉，不再东返。

渐渐地，他们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姓，史称“河西望族”。

郭荷来到临松薤谷的消息，迅速在河西士林间传开了，对于崇尚学问的河西子弟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

年轻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郭瑀就是其中之一。郭荷恰好也喜欢这个有悟性的年轻人，于是，郭瑀成为郭荷的入室弟子。

郭荷的声望渐渐引起了当地执政者的注意。

某个晴朗的上午，一队阵势豪华的车马来到郭荷门前。

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归于前凉王张祚的统治，张祚的使者带着贵重礼物面见郭荷，希望郭荷出山去做前凉主管教育的“博士祭酒”。

郭荷婉言谢绝了。

身处乱世，他只想专心做学问，而拒绝做官也是他们家族的家训。

尽管使者表示理解，但前凉王的意志同样很坚定。

他不断派使者登门拜访。

郭荷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使者的要求，他来到了前凉的首府武威，拜会了前凉王张祚。

张祚是曾任凉州刺史的张轨的曾孙，此时张氏家族已经在河西走廊割据一方，建立了史称“前凉”的政权。

虽然张氏子孙继承了张轨的崇文举措，广泛征求儒学名士的支持。但是，这位刚刚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王位的前凉王张祚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真正尊崇学问。

当年已八旬的郭荷一路颠簸到达武威后，并没有担任官学主管，而是被雪藏到前凉王宫内，成了陪太子读书的宾客。

与他一起成为宾客的，还有另一位被迫出山的大学者宋纤。

宋纤，敦煌效谷人。他在酒泉南山中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开馆讲学。

据说，他教授的学生多达三千余人，规模堪比孔子。

年迈的宋纤被逼出山后，曾多次请辞皆被张祚阻拦，最终他选择以绝食自尽的方式保全学者的自由与声名。

郭荷对前凉政权的热情因为宋纤的悲剧，和张祚的无为，被熄灭了。

他向张祚请辞，张祚没有阻拦。张祚派人护送郭荷返回临松薤谷。

不久。84岁的郭荷辞世。

郭瑀将老师郭荷葬在了书院的旁边，那里安静至极，只有流水与鸟鸣。他素孝裹身，冬寒夏暑，为老师守孝，一守就是三年。

对于这一越过规制的行为，他解释说：“我虽由父母所生养，却是由老师教导培育，古人不为老师服丧，不过是因为圣人谦虚。”

除了师徒之情。儒家的处世准则早已浸润到郭瑀的血液中。

三年期满后，郭瑀向临松薤谷的深处走去，他希望更加远离世间的纷争。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遥远。

在这里，他把郭荷传授给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写下了《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希望这些著作可以为后世所用。

随着汉朝的覆灭。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

武威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此后，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更加延绵不断。

郭瑀的匆匆十年一掠而过。

在这十年光阴里，不断有年轻的学子，或游学到此，或慕名而来，就像当年的自己。

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

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尽管郭瑀为人低调、一心向学，但新任前凉王张天锡的使者还是循着一批批河西学子留下的脚印走到了这里。

就在郭荷去世不久，前凉王张祚就因血腥政变暴死街头。此时的前凉统治者已经换成了张祚的弟弟张天锡。

张天锡即位不久便下达了大规模的贤才征召令。

这或许是因为前凉国先祖的遗训。但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长久以来形成的崇尚学识的氛围在起作用。

张天锡向精通儒家文化的郭瑀发出盛情邀请，希望郭瑀能帮助他治理国家。

但，郭瑀不为所动。

老师郭荷出山从政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强烈的隐忧。

更重要的是，这个靠篡权得到君主地位的张天锡，与郭瑀内心秉承的仁义道德标准相去甚远。他宁愿隐居山林，潜心读书，静待更合适的机会。

张天锡再次派使者前往马蹄山邀请郭瑀，并亲自书写了一封铿锵有力的信函。

他以兼济天下的儒家道义指责郭瑀逃避身为儒者应有的责任。

郭瑀沉默良久，最后指着山间飞鸟对张天锡的使者说：“此鸟也，安可笼哉？”

恼怒的使者下令抓捕郭瑀的学生。

面临痛苦的抉择，郭瑀仰天长叹：

“我逃避的是官府征召，又不是躲避罪行，岂能因隐居行义，害及门人！”

郭瑀被迫出山。

但他对前景不抱任何期望。

就在他们到达武威后不久，前凉王张天锡的母亲忽然去世。

郭瑀随即趁乱回到了马蹄山下。

公元376年。

张天锡向大举进攻的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自此，前凉张氏对河西走廊延续近8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

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

传播圣人的思想，是儒家门生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郭瑀无法拒绝的。

此时，酒泉的祁嘉、马岌，武威的段承根、阴仲达，金城的宗钦、赵柔等一大批儒学大家也纷纷开馆收徒。

河西民间教育如雨后春笋，求学之风蔚然而起。

很快，郭瑀门下就聚集了上千弟子，其中出类拔萃的精英更是深得郭瑀的喜爱和真传。

一天，郭瑀把众弟子叫来，在座位前专设了一个席位并对弟子们说：

“我的女儿想找一位乘龙快婿。你们当中谁能够坐此席位，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话刚落音，一位弟子立即站了出来，说道：

“先生要招婿，那当然是非我莫属了。”

这个青年书生名叫刘昞。

同郭瑀一样，刘昞也是敦煌人，同样是为了求学，他十四岁就离开家，来到了临松薤谷。

他是郭瑀最得意和喜爱的学生。

招婿时表现出的自信更让郭瑀感到欣慰。但郭瑀的心中始终回荡着一声深沉的叹息。

身处乱世，他做到了独善其身，但兼济天下的理想该如何实现？

公元383年。

前秦国苻坚南侵东晋，却在淝水之战中遭遇惨败，前秦元气大伤。

两年后，苻坚被杀，前秦内乱。趁此时机，前凉国张天锡的儿子张大豫起兵反秦，而校尉王穆也在酒泉发兵响应。

王穆请求郭瑀出山相助。

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次，郭瑀很积极。

作为一名隐土风格的学者，郭瑀在前凉、前秦时不应朝廷邀请，坚持隐于深山聚徒授学，此时却毅然出山，这前后的反差很大。

刘昞对郭瑀的决定颇为不解。

郭瑀解释说：此次是多年好友求助，又事态危急，他决定伸出援手，仗义相助。

郭瑀虽有上千弟子，但毕竟没有军事实力，于是，他又联合了本地有实力的大族索嘏，很快招募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和三万石粮草，响应王穆的起兵。

王穆委任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

然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一名书斋学者的想象。

起兵没多久，生性多疑的王穆因听信谗言，开始怀疑索嘏手握兵权将对自己不利，于是派兵攻打索嘏。

郭瑀见内讧将起，连忙向王穆进谏：“大事未成却杀功臣宿将，败局将定啊！”

但这番劝告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王穆还是一意孤行。

郭瑀见王穆如此行径，再无话可说，转身朗城外走去。

城门外，茫茫四野，夕阳如血。郭瑀失声痛哭，转身对着城门作揖道别，决心“此生再不相见！”

此后，郭瑀连续七天不吃不喝。任凭刘昞如何劝解，他也始终一言不发。

最终，郭瑀死在酒泉南山。

王穆攻打索嘏给了他人可乘之机，氐族贵族吕光趁势进攻。王穆失利被杀，前凉复辟之梦破灭。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几十年过去，刘昞已经成为河西士林的领袖，前来邀请他出山做官的人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李暠的人亲自登门拜访，刘昞平静如水的生活终于掀起了波澜。

李暠，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天水秦安人，相传是汉代大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而三百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又自称是李暠的九代孙。追慕先祖并不断写下新的传奇似乎是这个家族成员的共性。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在西凉初建时期，就沿袭了汉晋以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兴办教育，倡导儒学，甚至亲自策问士人，量才授官。

西凉时期昌盛的文治之风，在当时纷纷建立的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

文教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身为君主，李暠的亲自拜访、礼贤下士更是让刘昞感动。这是自己的师长郭瑀与郭荷未曾拥有的待遇。

刘昞欣然出山，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刘昞，比作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

一千五百多年后，公元2001年4月，在曾经西凉国的国都——甘肃酒泉市城西15里处，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深20米、墓室面积90平方米、墓道长71米的巨大古墓葬。

河西走廊规模最大的墓葬——西凉王李暠之墓被世人发现。

李暠或许正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更适合做一个文人而不是政治家。公元417年，壮志未酬的李暠去世。

李暠去世3年后，西凉为匈奴族建立的北凉国所灭。

刘昞被北凉政权征召，继续在官学体系中从事著述与教学工作。

此后，任凭外界如何风雨如晦，刘昞只一心安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他以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鼓励自己，昼夜苦读，大量饱览当时中原世族避难河西时所带来的珍贵文献典章，并为之作注。他一生著述不下一百二十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述最多的学者。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

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与制度，北魏政权进占河西走廊之后，立刻着手将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与工匠三万户迁徙到他们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这次大规模的东迁中，包括刘昞的学生在内，几乎全部的河西学者都被迁往中原，自汉延续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学术亦随之东渐。

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

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北魏东迁时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长者可以获准不必东迁。

八十多岁的刘昞选择留在河西。

学生们望着老师的背影一路向西，渐行渐远。

那是他的家乡敦煌的方向。也是他的老师郭瑀终老的地方。

漫漫归乡路上，刘昞路过张掖的时候，他执意要去看一眼，当年师徒谈经论道的临松薤谷。

那些亲手开凿的石窟样貌依旧，但自己早已不是那个14岁的少年郎。选婿之时，那一声“非我莫属”的豪气也早已随着三个朝代的更迭而烟消云散了。

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已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

这位后来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选择了魂归临松薤谷。

后人理应感激中国辽阔西部摆放了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人们几乎再也寻找不到那些大儒的踪迹。

但，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那些讲学修行的洞窟还在。

还有考古发掘出的历史遗迹——

河西走廊分布着大量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有49座为壁画墓。从中原迁徙至此的人们用图像的方式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河西走廊的生活面貌。

这些多彩的壁画继承了汉代中原墓葬的壁画风格，同时也细细描绘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河西地区平静安乐的生活场景。

就在河西大学士郭瑀在马蹄山开凿洞窟的时候，河西走廊各处也渐渐响起开凿洞窟的锤声。

一个来自恒河两岸的伟大文化即将沿着宽阔的河西走廊进入中国。